修旧如旧，还是修旧如新？爱马仕在上海给出了第三种答案

五月的上海，南京西路。上海展览中心北广场上，爱马仕搭起了一座完全独立的工坊。它没有借用身后那座斯大林式建筑的内部穹顶与立柱，而是独自在广场中央，用木材、玻璃和鲜艳的色块围合出一个属于手艺人的天地。

这是“爱马仕匠心工坊”（Hermès in the Making）全球巡展的第15站。2021年10月，它从哥本哈根启程，此后走过欧洲、亚洲的十余个城市，今年抵达上海。

选址在市中心最醒目的位置，本身就是一种态度：路过的人不需要预约，隔着玻璃就能看见工匠低头忙碌。如果走进去，工坊一侧的互动体验区域，连游客都可以坐下来，亲手试一试两枚针共享一根线的马鞍针法。广场外车流如常，但工坊内部的时间似乎走得更慢一些。

展厅入口处的红色展板上，印着这场活动的官方定位语：“爱马仕物件的设计旨在让人爱不释手、经久耐用、可修复并代代相传。”英文对照更直接：“Hermès objects are designed to be loved, to last, to be repaired and handed down.”

在消费主义不断催促人们“换新”的当下，把“修复”和“传世”与“爱不释手”放在同一句话里，几乎是对奢侈品的重新定义：物品的价值不是从购买那一刻封顶，而是从使用、磨损、修复、再使用的循环中持续生长。

下午的企业社会责任对谈上，这块展板上的话被赋予了更具体的血肉。爱马仕国际执行副总裁、家族第六代成员Guillaume de Seynes坐在台上，被主持人周轶君问到一个直接的问题：“为什么不希望客户继续买新的？这对利润有好处，对吧？”

Guillaume没有回避。他说，他的外祖父Robert Dumas——上世纪中叶爱马仕的第四代掌门人——在1950年代被问及奢侈品的定义时，给出的答案出乎所有人意料——没有谈稀缺，没有谈价格，只是一个朴素的定义：“奢侈品，是一件你可以修复的物品。”

对谈现场的大屏幕上，闪过全球工坊的影像。其中一帧是一双手的特写：两枚针共享一根线，在皮革间交叉穿过，拉紧，再交叉。

这个动作既出现在制作车间，也出现在修复工坊——因为马鞍针法从第一针起，就把“可续”缝进了皮革的肌理里：即使日后某处断开，整体依然能保持完好。

当我从对谈现场出来，看到一街之隔的那座独立工坊时，突然理解了它的用意：爱马仕把修复和创作的现场搬到市中心，不是为了展示“我们有多古老”，而是在回答一个当代问题——当购物变得更容易，甚至无需思考时，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拥有的东西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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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01

持久承诺：“奢侈品是一件你可以修复的物品” 

 

对谈的上午，我在展览空间的“物件修复”展区站了很久。一位银发工匠坐在玫红色网格墙前的工作台后，面前的桌案上摊着一只玫红色的Birkin包，旁边摆着几罐颜料和几枚穿好的针。她系着一条橙红色丝巾，白衬衫外面套着黑色皮质围裙——聊天才知道，她在爱马仕上海工坊工作。

她笑着说：“要是所有人都把包送去巴黎修，巴黎那边根本修不过来呢。所以在全世界——上海、巴黎、东京——都有这样的工坊。我就在上海的修复工坊，已经十年了。”

我问她，学修复要多久才能上手。她说：“三五年？那是刚入门。有些老包，干十年、二十年才敢说自己能独立处理。”她顿了顿，“而且每个包都是一个人从头跟到尾，拆、评、配色、再缝，没有流水线。所以修复的人得全会，不能只懂一道工序。”

“那老包的技术，档案里没记录吗？”我问。

“有是有，但纸上写的和手上做的，是两回事。有些手感，只有老师傅带徒弟，一代代传下来。”

我说，那您在爱马仕做修复，是一份可以干到退休的工作吗？她抬起头，语气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骄傲：“我签的是终身合同。只要手还稳，眼睛还看得清，就会一直做下去。毕竟，那些老包不会自己好起来。”

说完，她低下头，拿起一支笔刷，在调色盘里调出和那只Birkin一模一样的玫红色，然后以点的方式，轻轻补在包面上一块磨损的边角。这个动作她重复了多少年，恐怕连她自己也数不清——从巴黎总部到上海工坊，数十年如一日。

● 爱马仕匠心工坊上海站“物件修复”展区，资深工匠正在为一只玫红色 Birkin 包进行养护。

这种对时间的敬畏，不只是她一个人的习惯，早已写进了爱马仕的技术基因里。无论是调色盘上的玫红色，还是马鞍针法里的双针交叉，本质上都是在做同一件事：让物品经得起时间的反复经过。

展厅里的官方册子对马鞍针法有一段精确的定义：“同一根线的两端在每一针上交叉穿过皮革件，将皮革缝制在一起。这种坚固的缝合技术确保爱马仕的皮革制品能够代代相传，即使缝线某处断开，整体依然能保持完好。”

这段描述解释了为什么修复在爱马仕不是补救，而是设计的前置逻辑——从第一针开始，这个包就被设计成可以延续生命、代代相传的。

● 爱马仕匠心工坊内，一位工匠正在对一只黑色 Kelly 包进行手工修复。

爱马仕在全球有约130名工匠，专门从事修复工作，每年要处理超过20万件物品。这些工匠分布在遍布全球主要城市的十五家工坊中，上海就有本地的修复工坊。他们面对的挑战往往比创作更大——有时会收到1930年代或是1940年代的老包，其中包含一些“在爱马仕产品中不再使用的技术”。

Guillaume在2025年接受《The National》专访时，把“一人一包”这条原则表述得更绝对：“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件作品都应该由一个人完成，如果拆成流水线，手工就变成了重复劳动——工人整天只做手柄，或只做收边，那不是创作，是组装。我们一劳永逸地决定，绝不会朝那个方向走。”

这个决定拉长了等待名单，但Guillaume强调：“稀缺不是我们的策略或目标，它是我们致力于维持最高品质的结果。每个包都有个人标记，所以每个包都是可识别的。”

这种“可识别”的个体性，延伸到修复端就是：面对一只磨损的包，爱马仕既不把它供进博物馆，也不把它翻新成新的。Guillaume明确地说：“我们不是要让它们焕然一新，而是要尊重产品的光泽和历史。”

这句话的微妙之处在于：他把“修复”从美学问题变成了伦理问题——不是判断“好不好看”，而是决定“尊不尊重”。

这让我想起他讲的一个故事。一位在法国极具影响力的著名商人，把一只用了多年的公文包送到爱马仕修复。包角磨白了，手柄起了毛边，内衬也开了线。但他对工匠说：“你们必须修好它。每次我拎着它去谈生意，都能成。没有这只包，我谈不成。”

那只包显然已经旧了，但对他来说，它承载的不是使用损耗，而是运气、记忆和某种近乎迷信的信念。

对谈之前，现场展映了两部全新纪录短片，为自2016年起拍摄的“全球足迹”系列十六部作品画上句号。

一部将镜头对准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档案馆——那里历史上曾是一座修道院。修复团队运用当下最为精细且先进的技术，让一组创作于16世纪初、描绘圣本笃生平的壁画重焕光彩。如今，人们可以在修道院的梧桐回廊花园中观赏这组绘画——花园与壁画一道，悄然连接起过去与现在。

另一部则走进了法国卢瓦尔河谷的维莱讷莱罗歇，一座昔日的穴居村落。那里有一家成立于1849年的柳编合作社，爱马仕已与其合作逾四十年。匠人们自己培育柳条，收割、浸泡、编织，用这种“有生命的材料”为爱马仕做篮子、做家具。

这些发生在欧洲的项目，和上午展览中心广场上的独立工坊，共享同一种对时间的理解。

官方册子里“时间，我们的盟友”篇章中有一段话，像是为所有这些跨越时空的修复故事写的注脚——

“皮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色泽变化，或者亲人传下来的手表不间断的计时，都反映了它们在时间中的旅程。但即便是物件经历的旅程，也不乏磨难。爱马仕维修工坊的工匠们帮助修复来自世界各地的物件，隐藏了时间的痕迹，仅保留它赋予传世之物的美丽光泽。”

这种理解从根本上改写了“售后服务”的定义。在爱马仕，修复不是产品售出后的附加服务，而是产品本身的前置设计。从马鞍针法的第一针起，从精确的颜色配方开始，这个包就被设计成可以“续”下去的——不是供进博物馆，也不是翻新成新的，而是带着记忆，继续活在主人的生活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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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02

工艺传承：“我们成功做出了这款新包”

 

如果说修复回答的是“物如何对抗时间”，那么对谈中反复出现的另一个关键词——“自豪”（Pride）——回答的是“人如何对抗厌倦”。

Guillaume至少三次主动提起这个词。他描述自己参观工厂时，工匠向他展示新包研发成果的表情：“他们会非常自豪地说，我们成功做出了这款新包。我们找到了制作它的方法，而且我们很忠诚。我们忠于创作者的理念。”

● 对谈环节，四位嘉宾围坐于上海商城剧院舞台。左起：Ombeline Lechanoine（爱马仕皮革工匠）、郝振瀚（煦XU创始人）、Guillaume de Seynes（爱马仕国际执行副总裁）；主持人周轶君。

这种自豪不是道德号召出来的，而是制度设计出来的。

其中一个制度是人才选拔。Guillaume回忆，1960年代的爱马仕工坊“里面只有男性，穿着白色工装，氛围非常传统，远不如现在轻松”。但如今，“参与皮革制作活动的女性比男性多”。爱马仕通过手工测试选拔人员，“女士们表现更出色，所以我们选择更优秀的人”。这个结果打破了传统手工业的男性垄断，也让工坊的气质发生了改变。

官方册子里有一个数字支撑了规模控制：“自2010年以来，爱马仕平均每年开设一个皮具工坊，以支持皮革工艺的发展。每个工坊都会招募250至280名工匠。”Guillaume在2025年专访中解释了为什么是250至280，而不是500或1000：“我们将工坊规模控制在300人以内，因为超过这个数字，就不是同样的家族精神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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郝振瀚——在对谈中分享景德镇观察的煦XU创始人——提供了一个外部视角：他在巴黎戈布兰工坊认识的法国工匠，“都接受过正规训练，而且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工坊工作”。这与他在景德镇观察到的景象形成对照——那里的传统工匠往往“把工作当作一种生存方式”，如果有更好的收益，他们可能改变职业。

爱马仕用规模化和终身雇佣，为工匠提供了一种“值得托付一辈子”的稳定预期。而这种预期的底层，是工坊与地方社区的深度绑定——人留下，是因为地方也需要他们留下。

官方资料提到，爱马仕每年创造的新就业岗位中约有一半在法国，在一些拥有悠久特定工艺的地区——比如利穆赞省的瓷器、上维埃纳省的手套——爱马仕的扎根为当地带来了连锁反应：学校重新开放，商店得以复苏。

位于利穆赞地区中心地带的手套工坊甚至获得了法国“Entreprise du patrimoine vivant”（活文化遗产企业）认证——这是挂在墙上的荣誉，也是嵌入地方经济的接口。利穆赞地区以畜牧业闻名，手套制作传统可追溯至中世纪，爱马仕的订单让这个古老的手艺变成了可持续的就业，而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。

● 工匠正在现场制作手套。

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劳动者的动机上。Guillaume注意到，过去五到十年，法国年轻人加入爱马仕工坊“不仅仅是因为要找份工作谋生，而是真正出于选择”。

他说，“有时他们在智力上有潜力去做其他事情，或者进行长期学习、继续深造，但他们选择从事体力劳动。20年前我不会这么说。”一些35岁、40岁才转行加入的人，会说同样的话：“我想从事体力劳动。我的父母不支持。教授说你不应该往那个方向发展。现在我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做这件事。”

对谈中，爱马仕皮革工匠Ombeline Lechanoine也分享了她的经历。她三十来岁，原本是一名法语翻译，因为AI冲击了翻译行业，“不再觉得自己与工作那么契合”，转而投身手工艺寻找“真挚而闪耀的联系”。

在爱马仕经过18个月的训练后，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手袋。“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自豪感，”她在对谈上说，“这个作品几乎成了我的一部分。”

Ombeline主动提到，每次重新开始缝制，双手需要大约30分钟才能重新找到稳定的状态。

“那要做到游刃有余呢？”主持人问。

“也许一辈子。”

这些坐在台上的人，和上午我在展厅里看到的人，共享同一种时间感。

白发工匠的工作台前，围满了带着敬意的人；年轻工匠的站台前，大家忍不住上前问几句——想知道这些三十来岁的年轻人，是怎么走进爱马仕的。

丝巾色彩分离展台前，一位三十出头的姑娘正低头处理颜色的分层，她之前是摄影师，转行到爱马仕才三年。

另一头马鞍制作展台前，一位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正在缝制鞍翼，他先读了一所与爱马仕合作的马鞍培训学校，学长学姐毕业后进了爱马仕，便推荐他也来试试。如今他在这里做了三四年，专门制作马鞍。

但展厅深处也有白发。瓷器彩绘展台前，一位头发花白的女士正握着细笔，在白色瓷盘上勾勒Fauves de Nuit图案的轮廓。

钟表组装区域里，一位白发工匠戴着放大镜，正用微型螺丝刀调校一枚机芯的齿轮。

以及丝巾印染区域——那位工匠已经从事印染37年，正在现场完成一幅12种颜色的丝巾印染，翻译在旁解释：“这个环节需要极丰富的经验，一点点偏差，整条丝巾就废了。”

这让我意识到，爱马仕的工坊不是“白发俱乐部”，也不是“青年突击队”。不同工种吸纳不同年纪的人：马鞍和色彩分离可以让三十岁的年轻人通过培训快速进入；而丝巾印染、瓷器彩绘、钟表组装，则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沉淀手感与判断力。核心技艺终究无法速成，但入门的路径可以向各个年龄段敞开。

册子里还有一句话：“在爱马仕，唯一不传承的是工具箱。每位新工匠在加入爱马仕时，都会得到一套专属的全新工具，这些工具将伴随他们在爱马仕的整个职业生涯。”这意味着，技艺和自豪感是代代相传的，但工具必须是个人的、崭新的。

这种“传承中的个体性”，恰好解释了为什么Ombeline们会把第一个手袋视为身体的一部分——因为那是她用属于自己的工具，一针一线缝出来的。

这种自豪与修复部门的工匠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共振：创作的人知道，自己的作品三十年后会被同一家公司、同一套标准善待；修复的人知道，自己延续的不只是一件物品的功能，还有某位工匠当年的创作意图。两种自豪通过时间连接在一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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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03

卓越材质：75000种，还是50000种？

 

如果说“自豪”解释了人为什么留下，那么“数量”则解释了物为什么能历久弥新。

对谈现场，周轶君提到一个数字：“爱马仕有75000种颜色。”Guillaume笑着纠正：“不是75000种，我们有50000种不同的颜色，每一种都有对应的配方。就像食物、烹饪一样，是配方。如果你多加入2克面粉或2克糖，也许配方就不同了。”

现场的人大概都和我是一样的反应：到底谁对？是主持人记错了，还是副总裁在谦虚？

直到我翻看展厅里拿到的官方册子，“丝巾印染”那一页明确写着：“色彩专家团队会从超过75000种色调中进行挑选。”

我才突然明白：这不是谁记错了，而是爱马仕太大了。75000种色调属于丝巾，50000种属于皮革。同一种对色彩的执念，在不同工坊里各自生长出了不同的配方系统。丝巾要印染，皮革要鞣制染色，两种材料对颜色的“胃口”不同，数据库自然分开。

这个庞大的数据库让爱马仕的新色发布不是简单的季节营销，而是对材料特性的深度掌握。工匠能“读懂”皮革，看到它会因为某种颜色而有怎样的反应——这种经验无法被AI下载，只能靠时间积累。

而正是因为对每一寸材料都有精确配方，爱马仕对“剩余”的态度也格外苛刻。petit h部门把边角料做成新物件；珠宝部门则走得更远，所有黄金和银主要来自回收计划，不再依赖矿山出产的新黄金。

对爱马仕而言，材质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崭新，而在于它能否被持续使用——就像那50000种皮革配方和75000种丝巾色调一样，每一种颜色都被设计为可以续写，每一克材料都被计算为可以重来。

论坛结束时，周轶君请每位嘉宾用一句话总结，如果要把爱马仕（或工艺）传承给下一代，会是什么。

Guillaume选择了“自豪”——不是某一项技艺，而是“为合作和制作精美物品而感到骄傲的理念”。Ombeline选择了马鞍针法——因为它不仅传授技术，还传递“尊重他人的价值观、对细节的关注、耐心和自信”。郝振瀚说，要“既见树木，也见森林”，看到技术背后的人和文化。

我走出论坛大厅，再次经过广场上的那座独立工坊。午后阳光照在玻璃墙上，里面的工匠仍在低头工作。

展厅内部的彩色几何空间在强光下显得格外醒目，黄色网格墙前还挂着那幅丝巾色彩分离的示范图。广场上的行人不时驻足，有人隔着玻璃张望里面的工匠，有人举起手机拍那面彩色外墙。对路过的人来说，这座竖立出现在市中心的几何色块建筑，本身就是一道不需要预约的展览。

那些两枚针共享一根线的动作，那些调色盘上的玫红色，那些130名修复工匠手中的旧包，那些16世纪壁画上重新绽放的色彩，那些1849年柳编合作社里延续至今的编织手法——它们共同构成了爱马仕在上海给出的答案。

不是修旧如旧，把物品供进博物馆；也不是修旧如新，抹平所有时间的痕迹。第三种答案，是修旧如“续”：让物带着记忆活下去，让人带着自豪继续创作，让社区因工坊而持续生长。

在这个催促人们不断换新的时代，奢侈品的终极定义或许就藏在这里——它不是占有一件完美的东西，而是与一件东西共同度过时间，并为此感到骄傲。

–  End  –